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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八二在史家批评方面，重在做具体分析，也大致采用综合的方法，但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不多。
后来有的正史加以仿效，评论上各有异同。
在评论史家成就方面，章学诚提出的理论问题是尤其值得注意的。
他首倡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21]；认为“神以知来”
反映史家的才识，“知以藏往”
[22]反映史家的记诵，这是把史家的工作划分为两个方面而考察他们各自的成就，也从比较中来论其高下。
这些，是需要有专文来讨论的。
[1]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页。
[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5页。
[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质性》，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86页。
[4]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妇学》，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21页。
[5]《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0页。
[7]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06页。
[8]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9]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10]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11]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2]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13]参见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4]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0页。
[16]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3页。
[1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18]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9]曾巩：《曾巩集》卷十一《南齐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7页。
[20]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2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2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六《杂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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