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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
他还指出《汉纪》取材于《汉书》，“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
，并不是有意于“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
。
刘知幾对孙盛的批评，不仅有历史上的和史学上的根据，而且也反映出他在夷夏问题上的一贯见解。
《史通·称谓》篇说：西晋末年，“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而晋朝史臣们“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是一种“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的做法。
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鉴识，实为难能可贵。
二是穿凿。
葛洪评论《史记》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4]刘知幾认为这属于“强为其说”
。
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
，春秋时期以前，得其遗事者，只有伯夷、叔齐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
，属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
他进而论证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司马迁是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
，那么《史记》所记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等人，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
呢？关于《史记》为何以伯夷居列传之首，评家、注家，众说纷纭，至今仍有作种种解释者。
葛洪之说，并非全无根据。
一则司马迁“发愤”
著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有明言。
二则《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的说法，确实讲过“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
但是，葛洪把这二者直接联系起来，以寓“善而无报”
之意以自喻，那无疑是曲解从而也贬低了司马迁著史的崇高目标。
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
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
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
汉武帝。
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
之一，又“何必有凭”
呢，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
刘知幾曾为《汉书》为吕后立纪做了解释，说是“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
[5]，这无疑是对的，而《汉书》之前，《史记》已经这样处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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