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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文顾炎武说的“古人先我而有者”
，是同一个意思。
顾炎武的做法是“削之”
不载，章学诚的做法是“必著前人之说”
，反映了他们治学的严谨。
章学诚认为他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濛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
[4]。
他更看重的，也是自己的创新部分。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自觉意识和创新意识，也是促进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观因素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促进史学发展的主观因素之一。
还是章学诚说得好：“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
[5]从总的方面看，批评，以及对批评的批评，应当以此为目的。
从单个方面说，则应做具体分析。
二、批评之批评的是非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并非直线发展。
虽说见仁见智，求同求异，各执己见，均无不可，但其中并不是不存在是非与正误的问题的。
宋文帝命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
裴松之于是“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
，宋文帝览而善之，说：“此为不朽矣。”
[6]这是对《三国志注》最早的评论。
《三国志》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但记事简略，故宋文帝有此建议。
裴松之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是“近世之佳史”
，“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所以他收集了一百多种“三国异同”
的撰述，为其作注，“以补其阙”
，“以备异闻”
，“以惩其妄”
，有时也“有所论辩”
[7]。
其注文字数几乎近于原书字数，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三国史事的认识，他因此受到了称赞。
但后人也有不同看法，刘知幾批评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后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注家，是“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8]。
这里，只有最末一句话肯定了“补阙”
的作用，而在总的评论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与此说相近者，有宋人叶适，他认为裴注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
[9]。
他甚至认为称赞裴注是“轻立议论，误后生见闻，最害事”
。
于是，又产生出第三种看法，认为：“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要当会通裁定，以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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