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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风化”
，又推动了种种别传撰写的发展。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类聚区分”
形式的别传。
《世说新语注》引用个人别传八十余种，《隋志》均未著录。
家史、谱牒、别传的发展，说明史学跟社会的接触面更加扩大了。
在史学多途发展时期，史学批评也有了发展。
袁宏《后汉纪·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萧统《文选·序》，以及正史中史学家传记的后论等，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史学批评见解。
南朝梁人刘勰著《文心雕龙》，其中有《史传》篇，这是关于史学批评的一篇综论，是史学批评进入更加自觉阶段的征兆。
[1]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2]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3]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略异。
[4]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5]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1页。
[6]《全唐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页。
[7]袁宏：《后汉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8]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9]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7页。
[10]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4页。
[11]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138页。
[12]陈寿：《上三国志注表》，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13]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89页。
[14]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齐书》书法用意处”
，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0页。
[15]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255页。
[16]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17]参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贾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07页。
[18]参见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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