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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把史书分为两个大系列,一是撰述,一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和记注的特点,此即所谓“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20]。
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阐述这个认识:“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他还举《史记》《汉书》为例,具体说明他的这些认识,并进而以此来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这也可以看作他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
章学诚论“史德”
与“心术”
,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
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史通义》的《文德》《质性》《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都讲到才、学、识。
他明确提出“史德”
的重要性,并讲史家当慎于用心术来解释“史德”
,这是一个创见。
他认为,史家倘能自觉地认识到并在撰述上“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那也“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
[21]了。
章学诚的这个认识,包含了史家主观应符合历史客观的理性光芒,这涉及史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
章学诚提出了“史法”
和“史意”
两个理论范畴,认为这是刘知幾跟他不同的地方。
[22]他进而以此来总结前代史家,并指出《文史通义》的撰述宗旨:“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
[23]
《文史通义》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有关于通史的理论,[24]关于“知人论世”
的史学批评方法论,[25]关于历史著作表述的艺术性,[26]关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27]以及《校雠通义·原道》三篇,都贯穿了他的“别识心裁”
、自得之见。
《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著作:《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各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章学诚是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后一位杰出的古代史家。
在他之后,有阮元(1764—1849年)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有龚自珍(1792—1841年)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的史论和政论。
他们是站在近代历史门槛上的两位史家。
四、清代官修史书的成就
有清一代,在官修史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修《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
乾隆年间,陆续撰成《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和《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称续“三通”
和清“三通”
。
清代历朝都撰有实录,主要包括清太祖至清德宗十一朝实录,加上入关前所修《满洲实录》和清亡后所修《宣统政纪》,合计四千四百三十三卷,统称《清实录》。
还有国史、方略、会典等,也是重要的官修史书。
[1]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法》《置相》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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