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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醒地指出：“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
他对林则徐重视研究外国情况深致崇敬之情。
姚莹还衷心希望：“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
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
[4]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可以使人触摸到当时时代的脉搏。
三、关于外国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这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促成的。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组织翻译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定名《四洲志》，此书简略地介绍了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有开启风气的作用。
此后，魏源（1794—1857年）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1828—1897年）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1848—1905年）写出了《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作。
这些书，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当时的日本，有重大影响。
它们标志着中国史家的外国史撰述走向世界的历程。
魏源曾撰《道光洋艘征抚记》的长文，它同稍后夏燮所著《中西纪事》一书，都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
《海国图志》一百卷，最后成书于咸丰二年（1852年），它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论著、图说，编撰而成，是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
魏源在叙中指出，此书同以往“海图之书”
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是近代史学萌生的特点之一。
他还讲到撰写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作者是要借这书来回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问题。
《海国图志》从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依次展开叙述，反映了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这跟欧洲人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大为迥异。
《海国图志》主旨在“御侮”
，故开卷就是“筹海”
之议：议守、议战、议款。
作者指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
[5]这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阐述中国生存的环境，跟以往史书只讲皇朝兴亡、盛衰大为迥异。
《海国图志》中讲科学技术的部分，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这跟以往的史书在内容上也大为迥异。
《海国图志》的这几个特点，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海国图志》的六十卷本已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日本学人的推崇。
王韬曾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从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
他晚年自谓“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亦足豪矣”
[6]。
在清代后期，他的确是一位罕见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
的中国学人。
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著作。
其中《法国志略》是最重要的著作，此书初撰本完成于同治十年（1871年），凡十四卷，光绪十六年（1890年）撰成《重订法国志略》，增为二十四卷。
此书以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志体相结合，详细记述法国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
王韬在重订序言中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
这些话表明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
王韬在普法战争结束的当年（1871年）即撰成《普法战纪》十四卷，此书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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