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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应日本学人之邀游历日本，即与此有关。
[7]《扶桑游记》撰于光绪五年（1879年）作者游历日本之时，多记形势、时政；《漫游随录》编订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记旅欧见闻，多论及科学技术。
这两部书，是对《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撰述主旨的饶有兴味的补充。
恰值王韬将《漫游随录》诠次成书之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四十卷。
此书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分为十二目：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
卷首有中日纪年对照表。
作者《自叙》说：“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
三年后，作者在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罗旧闻，参考新政”
，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8]。
作者通过写日本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为中国的维新而呐喊。
魏源、王韬和黄遵宪的外国史地撰述，鲜明地从一个方面反映出19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的视野和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
这些成果，作为当时的世界史和国别史，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
四、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
19世纪90年代，有《马关条约》的签订，有戊戌变法的失败，20世纪初有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清廷更加腐败，国人震惊，舆论哗然，民族危亡，于是乃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兴起。
在思想领域，西学沛然东渐，更成不可阻挡之势。
在史学方面，梁启超（1873—1929年）首先擎起了“新史学”
的大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人物也纷纷著书，宣传进步的历史观点，其中以章太炎（1869—1936年）最有影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九岁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次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
这两篇论文，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所提出的问题限于中国史范围。
《新史学》是作者就普遍的史学理论做进一步阐述，所论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者以“新史氏”
自号，呼吁“史界革命”
，倡导“新史学”
。
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根据这一认识，他批评“中国之旧史”
有四弊二病，甚至认为旧史是“相斫书”
，“中国前者未尝有史”
。
[9]梁启超倡言“新史学”
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可以看作中国史学新旧更迭的里程碑。
但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简单的甚至是全盘的否定，并不符合科学的认识，是不足取的，他后来也逐步改变了这种绝对化的认识。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出版了他的政论、史论结集《訄书》。
《訄书》初刻本刊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
此后的二三年中（1902—1903年），作者予以重订，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日本出版，两年后又作重印。
此书收入论文六十三篇和“前录”
，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西政治及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历史前途的关注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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