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一书，此书的几位作者利用曲阜孔府的四千余件明清档案材料，并结合社会调查（包括对孔府的考察），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典型贵族地主家族的各个方面，从而向人们展现出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控制等一幅幅生动的图画。
从现今的人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来说，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
。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人类童年时期的历史，以及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门槛那个过程的种种情景，如婚姻形式的发展变化等，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也存在过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的先民对人类童年时期婚姻形式发展的历史并不清楚，只留下了一些“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之类的记载，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比文献记载更生动、更丰富、更确切的认识，则来源于社会调查，尤其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
例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一书[6]的作者运用大量的调查材料，勾画了纳西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残存的母系家庭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华民族各个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历史过程。
像这样的社会调查，不仅能够丰富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且也能够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在史学上和理论上都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社会调查还可以纠正以往的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的谬误。
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是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并非都完全可靠，或出于误记，或来自传闻，或是在辗转抄写时发生乖舛，都可能造成文献记载上的谬误。
依据这样的历史文献撰成的史书，自然也就把谬误带了进来。
所以宋人吴缜著《新唐书纠谬》，李心传著《旧闻证误》。
不过，他们都是根据对文献的考证来做这种纠正谬误的工作的，这当然是必要的。
然而，有些谬误则只能通过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才能得到纠正。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跋涉于洮、湟、西倾间者一年，亲接蒙、藏、回、土诸兄弟民族，视野为之大扩；以彼地风尚证之中原古史，雅有同揆”
；后来，他又到了云南，“神游于彝、傣、苗、瑶诸族之境”
。
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认真的社会调查。
他的《史林杂识》（初编）一书，就是“半系读书与教学时之所感触，半则旅行少数民族地区之所见闻，藉斯启发，往往可以批判战国游士之臆说与汉、魏经师之误解”
[7]。
顾先生学识广博而精深，他把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进行考史，从而纠正了一些传统说法的谬误，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实地考察中，证明1082年北宋和西夏的永乐城大战的遗址，不在陕西省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而是在米脂县的马湖峪；证明前人和今人一再“论证”
其存在和作用的所谓“巢肥运河”
（即沟通安徽肥水和施水的运河）原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证明在战国、秦汉时期名噪一时的萧关故地，不在平凉市西的三关口，而很可能在泾河支流瓦亭川和清水河的上源分水处；等等。
所以史先生感慨地说：“俗语不实，流为丹青”
；“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就难免讹误相承，无中生有，不易是正了”
[8]。
侯仁之先生对陕北榆林地区的考察，证明一向被中外地理学者所引用的所谓“榆林三迁”
（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的说法，原来只是“谣传”
，是“神话”
[9]，也属于这类情形。
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历史工作者通过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纠正以往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的谬误，这是一种尊重事实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是应当大力提倡和发扬的。
再次，社会调查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往往是历史工作者获得对历史的新认识的途径。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几乎都使历史研究者获得对历史的新的认识，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