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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做的农村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是为了制定当时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而做的，是为了制定革命根据地的政策而做的。
但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的时候，这些调查就成了最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历史文献了。
去年，白寿彝老师送给我一本再版的《南疆农村社会》，[16]并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
这本书，初版于1953年。
从当时来看，它是一本反映现实情况，主要是供农村工作同志参考的书。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南疆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年南疆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因此，我们今天展读这本书，无疑就是在读南疆的历史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除台湾省以外）所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其文字积累在2亿字左右，这对于今天的历史工作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变化来说，是一笔多么宝贵的历史文献财富！
可见，社会调查不仅对研究以往的历史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为后人留下翔实的文献资料，对未来的历史研究，也有重大的意义。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历史科学愈是面向未来，愈是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
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做了中国农民阶级状况的调查。
他们的调查，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成了伟大历史事变的序幕。
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改革的时代。
历史工作者可以从恩格斯和毛泽东那里得到启示，把历史研究、社会调查跟当前的社会改革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工作者，能够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或者一个厂矿、一个企业、一个城市，做比较周密的调查，那就不仅对当前的改革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也为21世纪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历史工作者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即不但锐意于史学理论的探索和历史文献的研究；而且把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有计划地做一些社会调查，并在这几个方面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创见、新的成果。
这对于现代史、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来说，是必需的；对于近代史、古代史以及其他各种专史的研究来说，同样是不可忽略的。
[1]原载《红旗》1984年第14期。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3]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0页。
[4]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5]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6～133页。
[6]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7]顾颉刚：《史林杂识·小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页。
[8]史念海：《河山集·二集·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9页。
[9]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138页。
[10]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0页。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32页。
[12]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页。
[13]参见樊绰：《蛮书校注·序言》，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14]《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8～399页。
[15]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7～19页。
[16]参见《南疆农村社会》第二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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