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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6]
如果说，前面一条论断是指一般的历史进程的法则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专指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法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从司马迁对《春秋》中关于“人”
的评价，从他说明撰述《史记》“述往事，思来者”
的目的，以及他考察社会历史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的方法，都可以看到司马迁丰富的历史思想。
同时，他在《史记》中多处讲到“时”
“势”
“理”
“道”
这些概念，也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色彩。
此后，唐代史家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7]，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8]：南宋史家郑樵关于“会通”
思想的阐发[9]；元初史家马端临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
与“不相因”
的见解[10]；明清之际史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的批判，顾炎武《亭林文集》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总结、分析，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对以往全部历史的判断和“势”
与“理”
关系的揭示，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含量。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学诚曾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家阐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
[11]。
认识了这一特点，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家的思想、理论自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
[12]
近代以来，梁启超倡导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认为这是衡量“良史”
的基本标准。
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13]
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直到刘大年、尹达、白寿彝等，则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论来研究历史，并做出了多方面的学术贡献。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一方面肯定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学术界曾经起到了“支配”
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
[14]郭沫若充分肯定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贡献，认为：“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15]同时，郭沫若进而坦诚地申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他学习的榜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辩证唯物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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