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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这一认识进一步深化，成为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本文试从三个层面对这一传统做简要的论述，以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一、人们为什么必须敬畏历史
历史本是人的活动，或者说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
因此，历史对于现实的最广泛的意义是对人的启示和教育，而这种启示和教育一般是通过现实中的人了解历史、自我反省来实现的。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史通》中阐述了一个平凡而深刻的道理，他指出：
对于刘知幾的这一论述，我们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史官不绝，竹帛长存”
，既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留住历史记忆的手段和载体，又是每一时代人们得以认识历史的路径。
第二，每一时代的人们的自我反省精神，是辨析历史上的善恶是非的主观动因，而“思齐”
“自省”
则是历史对现实中的人的教育作用，如果人们丧失这种自我反省精神，那就不懂得善恶是非，从而看不清历史前途，以致陷入危险的境地。
第三，由于上述作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它不仅是“生人（民）之急务”
，而且是“国家之要道”
。
历史是公正的，自然也是无情的。
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把“急务”
真正当作急务对待，不把“要道”
真正视为要道处置，则其历史前途必然是黯淡的。
从历史上看，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只要具有这种“思齐”
“自省”
的自觉和勇气，就能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司马迁著《史记》，在讲到做人物传记时这样写道：“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5]当然，在司马迁笔下，并非所有历史人物都符合他提出的上述标准，但司马迁思想上的这种追求，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他所记述的许多历史人物，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成因，同史学家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史学的神圣职责感有密切的关系。
司马谈临终前同司马迁有过这样的对话：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6]
这种敬畏之心与神圣的职责感显示出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在历代史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曾撰有《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7]，对史官的重要职责做了深刻的阐述，此后，柳宗元又写了《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一文[8]，反映出柳宗元在历史撰述上认真的实践精神，说明他在史学上并不是只擅长理论思维的人。
他向韩愈推荐的《段太尉逸事状》，是他亲身调查所得，并多方核实无误，所以他在此书中写道：“太史迁言荆轲，征夏无且；言大将军，征苏建；言留侯，征画容貌。
今孤囚贱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
《春秋传》所谓传信传著，虽孔子亦犹是也。
窃自以为信且著。”
[9]他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为撰写历史而进行社会调查的求实作风，同时也坦率地估量自己的撰述“信且著”
。
柳宗元所言所行，恰是对敬畏之心和神圣职责感这一优良传统的历史性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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