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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艰辛、责任和精神境界，都渗透于字里行间。
总的说来，以笔者的浅见，研究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搏。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史学应该关注社会。
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自史学产生以来，莫不如此。
其程度的差别，主要在于史学家的自觉意识、科学原则与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公众对史学如何回应。
在这方面，不论是“新史学”
、新历史考证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相通之处。
其特点虽不尽相同，而本质并无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图强，是史学音符上的最强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中华，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
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不应因有教条主义的曲折和十年“**”
的浩劫而有所疑虑。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历来高擎鲜明的旗帜，其产生、发展、壮大，都是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伴相随、相存相依的，并由此确立起自身的科学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的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呢？百年史学，成果多、经验多、教训也多，若说取得深刻的教训，一言以蔽之曰：要善于识别借用“历史科学”
的旗帜和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反学术、反科学、反社会、反进步的骗术。
“**”
期间，真正的历史学被压制、被排斥，而这种骗术却得以横行无忌，其后果是社会生活、史学发展都遭受到严重损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公众从这个深刻的教训中增强了自己的辨别能力，也增强了捍卫史学尊严和科学品格的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教训都会使人们走向未来、创造新的业绩和精神财富。
憧憬21世纪的中国史学，最值得我们三思并下大气力去研究的问题，莫过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进行新的创造。
一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应该坚持，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科学体系能够取代它来指导我们合理地认识历史；二则是唯物史观并不排斥人们在理论上的创新，因为它从来就认为原则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及其结论；三则是这种创新不是空洞的教条和“体系”
，而是把唯物史观的有关基本原则同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才具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提出新的理论认识。
21世纪是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的时代。
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实战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中国史学的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这方面，史学工作者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即如何开阔视野，拓展领域，端正学风，改进研究方法和手段，把历来富有魅力的中国史学推向更新的历史阶段。
[1]原载《深圳特区报》，1999年10月17日。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3]《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39、644页。
[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9页。
[5]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全集》第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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