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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产生于阶级社会的历史著作，不论是正史、野史，都不可能为人民写历史、写人民的历史。
《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在古代史书中，可谓凤毛麟角。
这虽然并不代表司马迁的全部历史观和政治观，却仍不免遭后人（包括刘知幾这样的大史学家）的抨击。
野史笔记中仇视、诬蔑农民起义的内容恐不在正史之下。
当然，由于野史笔记多出于“在野”
文人之手，故对当时统治集团维护、忌讳或许少些，笔触较为直截。
但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野史可靠，正史不可靠。
对旧史来说，“可靠”
和“不可靠”
，本是相对而言的。
从全国历史来看，或者从某一皇朝的历史来看，也就是从整体上看，正史所记应比野史“可靠”
，因为野史没有反映历史的全貌，而只反映了历史的一隅。
反之，若就某时某地某事某人而言，正史所书，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语焉不详。
而有关野史杂说则记述甚详，故而又比正史显得“可靠”
。
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对待历史遗产（包括史学遗产），均应给以批判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而不应在强调某一方面遗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不恰当地贬低另一方面遗产的历史价值。
近200年来，许多论者对唐、五代以下的官修史书大加挞伐，似乎官修史书已经成了史学发展的赘瘤。
但是，为什么官修史书累朝不废呢？这除了统治集团需要控制史书编纂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客观条件上的原因（如文献越来越多，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呢？我以为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再说后一皇朝为前一皇朝修史，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不应以“官修史书”
为由，把这一优良传统轻易地抹杀掉。
四、鲁迅的正史野史观
有些论者在评论正史和野史的价值时，或是在抬高野史地位、贬低正史地位时，往往引证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中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毫无疑义，鲁迅的话是深刻的、正确的。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一些论者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根据和佐证。
依笔者浅见，鲁迅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应当重视野史、杂记。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到野史的重要性。
他认为：野史记事比较直截了当，不太摆史官架子，“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
，对社会的揭露较深刻。
野史出于私家之手，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倾轧中，它“不免杂恩怨之私”
，这是它不可能据实直书的原因之一，然而总的来看，尚不算过分。
但鲁迅提倡读宋、明野史，不能仅仅看作讲历史，而主要的是讲政治、讲现实，根本目的是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的教训。
因此，我们在理解鲁迅的上述论断时，亦不应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可忽视他说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第二，鲁迅并未否认正史的重要性，这一点，常常被一些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论者所忽略。
就在上面所引的《华盖集·忽然想到》那段引文之前，鲁迅还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
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这里说明，鲁迅对正史的看法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
他经过自己的读史、思索，改变了“相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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