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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似孙《史略》一书，列举《资治通鉴》引书二百二十八种，据清人统计则达三百二十二种之多，而其中许多书早已不存，赖《资治通鉴》有所征引而得以保存若干佚文。
这说明它在历史资料的摄取的丰富性上，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
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凡遇有歧义、抵牾的记载，都在经过认真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其所采择的根据，同时又保存异说，使后人得知其所以然。
这些，主要集中在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
而撰成的《考异》三十卷中。
司马光的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诚如顾炎武所说：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
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12]
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这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极好的概括。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
其重要者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等。
近代以来，关于《资治通鉴》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专门之学，近人张须著有《通鉴学》一书，可窥一斑。
1984年和1986年，分别是《资治通鉴》成书和司马光去世的900周年纪念。
其间，我国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开展。
可见《资治通鉴》之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至今不衰。
《资治通鉴》一书，自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始撰，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历时19年。
其间，先为丛目，再作长编，最后删为定稿。
司马光说他的精力“尽于此书”
，可以想见撰述之艰难。
《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与价值除了司马光本人的种种因素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三位助手刘恕、范祖禹、刘攽。
他们根据“丛目”
的要求分别撰出反映各个时期史事的“长编”
，为司马光最后删订成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刘恕，范祖禹、刘攽皆极当时史才之妙选，都为《资治通鉴》的撰述倾注了心血。
《资治通鉴》成为一部辉煌的巨著，是史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然，《资治通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著作。
如《四库全书总目》之列举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对其中“小有抵牾，亦必明注其故”
者；[13]又如顾炎武亦曾指出《资治通鉴》之改动前史也偶有不妥之处；[14]再如明末清初严衍等所撰《资治通鉴补正》一书，以有关正史与《资治通鉴》所采者做比较，对其讹误，予以刊正；近人还有指出《资治通鉴》在纪年上的不够周全之处，[15]等等。
这些，当然都是应当指出来的。
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资治通鉴》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两点。
第一，《资治通鉴》同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史书一样，它是以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历史的，这固然是时代和阶级对它的作者的局限，不可苛求，但指出这一点仍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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