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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合理的。
他还批评有些论者在史书体裁上的一味“好古”
的倾向，无裨于史学的发展。
《编年纪传论》之论史书体裁比起刘知幾所论，一是突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二是包含了发展的观点，是古代史学上论史书体裁的大文章。
文中提出“尽事之本末”
的要求，对呼唤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是有思想上的启发的。
从《春秋》《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奠基著作问世后约三四百年，出现了纪传体史书的开创性著作《史记》；《史记》问世后约八九百年，有影响深远的典制体通史《通典》的诞生；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数百年的讨论而有《编年纪传论》的撰写，在《通典》与此论之后约三百余年，乃有宋代史家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的面世。
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历史的发展，史学的发展，史家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交互影响，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过程。
中国史书还有几种重要体裁，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学人的思维模式，历来是重视事物的“本末”
“终始”
“源流”
的。
《礼记·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荀子·富国》也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
的说法。
这里说的“本末”
，有轻重、主次之意，也有详其始末、源流之意。
司马迁撰《史记》，旨趣之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3]；他在讲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事本末未易明也”
[4]。
任何客观历史事件，总是有本有末，有始有终；史学家通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原始察终，阐本述末，以记述一个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历史撰述中主体反映客体的基本特征。
上文讲到，《左传》中已包含了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
即以编年、纪传二体的全貌来看，这种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也都是存在的，只是或被编年记事所限，或被纪表志传所隔，不能一目了然。
史书体裁的发展和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渊源以及史家所处社会环境提出的要求，终于促成了中国史学上第四种主要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的成熟和发展。
南宋史学家袁枢（1131—1205年）是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撰成独立的历史著作的第一人。
《宋史》本传说他“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
。
这个简略的记载说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除了上面讲的那些原因之外，也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具体条件，这就是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的问世及其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包含上起战国三家分晋下至五代结束共1362年史事，体例严谨，记事丰赡，行文庄重、凝练、富于文采，而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为撰述的宗旨，故问世以后，为世所重。
一时间，续作、改撰、节选，诸家蜂起。
被后人称为“《通鉴》学”
者，即发端于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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