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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两句，是强调了本书对历史上治乱存亡的总结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序文一方面指出本书克服了《资治通鉴》“事以年隔，年以事析”
的缺憾，另一方面也认为本书是“入《通鉴》之户”
，还肯定了《通鉴》的史学地位。
杨万里的见解是近于客观的，是公允的。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纪事本末体史书不同于以往编年、纪传、典制三种史书的各以时间、人物、制度为纲，而是以事件为纲，着意于叙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及其产生的影响；若干件重大史事的连缀，又会使人们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大的空间里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它的因果关系，以及在更大范围里的影响。
这是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发展和深化。
此外，这种体裁的基本形式是因事立目，较少受到体例上的局限，有广阔的容量来容纳诸多史事，使形式和内容更便于协调一致；只要取舍适当，就能使史书内容丰满而形式又不显得臃肿。
这两点，是它在历史认识上和史书编纂上的主要特点。
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书体裁变化时写道：“《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
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
……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
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
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
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
[6]这段话，前半部分讲了史书体裁的变化，后半部分是从认识上和编纂上肯定了《通鉴纪事本末》。
章学诚自己概括这段话说：“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这是包含了辩证认识的因素的。
但他从不同体裁地位的升降和史事的分合来说明史书体裁的变化，却未能切中变化中的发展；他过分抬高《尚书》的“体圆用神”
，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当然，他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评价，大致还是中肯的。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价值
《通鉴纪事本末》于淳熙三年（1176年）刊刻行世，《宋史·袁枢传》记，经参知政事龚茂良奏呈朝廷，宋孝宗“读而嘉叹”
，分赐太子及重臣，“令熟读”
，并强调说：“治道尽在是矣。”
南宋杨仲良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是袁书最早的续作。
明清两代，续作、仿作者不曾间断。
明代万历年间陈邦瞻先后撰《宋史纪事本末》一百零九卷、《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
清初顺治年间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康熙年间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清末李铭汉撰《续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一十卷，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
南宋以下以“本末”
名书者还有许多，纪事本末体乃成为中国史书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史学上的价值，首先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体裁，丰富了中国史书的表现形式。
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这四种主要史书体裁，可以互相补充却不可互相代替，从而使中国史学具有从各个不同方面、采用不同形式反映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的优点，这是各国史学上所仅见。
清初王士禛《蚕尾集》卷十评《通鉴纪事本末》说：“一事之首尾起讫，开卷了然，亦古今必不可无之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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