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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字千钧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8]
“小子何敢让焉”
，这是把“绍明世”
“继《春秋》”
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
可见，所谓“继《春秋》”
，确乎是神圣的事业。
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又强烈。
司马迁的这种史学发展意识产生了伟大的成果，即写出了《史记》（他自称为《太史公书》）。
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9]。
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
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
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而且也是指“史家”
说的。
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史记放绝”
，司马迁要改变这种状况，他要使历史撰述成为一“家”
。
这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从孔子到司马迁，古代史家的史学意识不断滋生、发展，提出了许多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直至提出“成一家之言”
的庄严目标。
中国史学走完了它的童年时代并开始成熟起来，史学理论的产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司马迁、班固（后文简称为马、班）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并进行新的探讨，还包含提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
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晋书》卷八二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
尤其是刘知幾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后较早地评论史学的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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