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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学的功用。
《史通》讲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
《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刘知幾对于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从史学工作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了《史通》一书所提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编次的，但这个体系却包含在全书当中。
它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古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
同这个理论体系相表里的，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
说。
他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即“史才三长”
这三个范畴，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的关系[16]，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精神境界的新的升华。
从整体来看，刘知幾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在世界史学史上，大概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时期在史学理论发展上值得提到的，还有皇甫湜和柳宗元。
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一文，是对东晋以来编年、纪传孰优孰劣数百年之争的总结。
他指出：“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17]这反映了古代史家在理论上对史书体裁认识的成熟。
柳宗元的《非国语》和《与韩愈论史官书》，也都是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文献。
《非国语》六十七篇：是一部史学批评专书。
它主要从历史观点上，批评了《国语》在天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历史评价标准，以及史家书法等问题上的错误。
[18]在这以前，对一部史书从历史观点上做这样严峻的批评，还没有先例，这反映了史学批评的发展。
《与韩愈论史官书》指出了史家应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责任感，这就是“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
和“孜孜不敢怠”
的精神。
[19]这是继《隋志》史部总序、朱敬则《请择史官表》、唐高宗《简择史官诏》、刘知幾“史才三长”
说关于史家的评论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补充，反映了对史学主体认识上的新进展。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在这个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
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
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史学批评来实现的。
这个时期的史学批评范围扩大了，不少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了。
北宋，如《册府元龟·国史部》诸序、吴缜、曾巩；南宋，如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晁公武；元初，如马端临等，在史学批评方面都各有成就。
北宋官书《册府元龟》国史部在编纂思想上有很明确的批评意识，其公正、采撰、论议、记注、疏谬、不实、非才等门的序，以及国史部总序，在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论议门序说：“至于考正先民之异同，论次一时之类例，断以年纪，裁以体范，深述惩劝之本，极谈书法之事，或列于封疏，或形于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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