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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术”
是什么？章学诚解释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15]他说的“天”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客观性；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就是说要尊重客观历史，不要用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这种对历史客观性的反映。
当然，章学诚并不否认史家主体的认识作用，这一点在以后的讨论中我还会讲到。
总之，尽管刘知幾《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已包含了“史德”
的内容，但像章学诚这样以“心术”
论“史德”
，无疑又是理论上的一个发展。
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史家的四长”
章，是综合刘知幾、章学诚的理论加以发挥的。
这个发挥，并未尽刘知幾、章学诚之意，但他把“四长”
排了一个新的顺序，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还是有认识上的价值的。
三、总结这一份史学遗产
德、才、学、识，这几个范畴，我们常常用来作为史学家自我修养的要求和准则，这是不错的。
但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确定了，至少是基本确定了古代史学批评的范围和标准。
不过，由于这几个范畴所涵盖的方面十分广阔，笼统道来，只能得其大体，对于丰富的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尚待做深入的发掘和细致的整理。
这就要求我们循着德、才、学、识这个思路做比较具体的探索。
这种探索工作，不是以现代思想去装扮古代史学批评，而是力图使古代史学批评得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说明。
如前所述，刘知幾、章学诚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是建立了丰碑的。
他们博学而高识，长于批评，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
但是他们又都是“常恨时无同好”
[16]，“知己落落”
[17]，所以他们的批评常常带着冷峻、严苛的神情。
此外，他们都推崇孔子，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回到孔子那里去的情趣流露出来。
刘知幾说：自孔子以后，“史籍愈多，苛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
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
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
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
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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