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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这是他在历史观和自然观的发展上的重大贡献，也是他在史学批评上的重大贡献。
三、“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
叶适在对历代“正史”
的批评中，对于“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他针对《汉书·天文志》说：“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
；“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
。
叶适所说的“天道”
是指自然现象而言，认为不应备求天道而废人道。
他主张充分考察“人道”
的作用，这跟他的功利思想是一致的。
叶适批评了这样一种史学现象：“《春秋》记星异，《左氏》颇载祸福，其后始争以意推之……今班氏所志，有其变而无其应者众矣，况后世乎！”
[19]对此，他跟刘知幾一样，也提出了“学者之所慎也”
的忠告。
叶适根据《隋书》卷六九所记王劭、袁充事发表评论说：“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
王劭大讲“五月五日”
“五龙”
“五帝”
“五王”
以附会五行，证明隋朝代周“合天数地数”
，“有天命也”
。
叶适批评说：“五事人之所为，无预于五行，学者之陋一至于此”
，真是“又甚于谶矣”
[20]。
王劭在隋朝掌国史多年，卒无所成，与叶适所批评的不无关系。
叶适在史学批评中于“天人之际”
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了这样的论点：
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
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亦古圣贤之所不道，而学为君子者之所当阙也。
[21]
这一段话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天文、地理、人道，都得自人自身的认识，是人之所自为，与天命无涉。
第二，凡人世“是非得失，吉凶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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