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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轼对于“圣人”
和“时”
之辩证关系的阐发，则深得柳宗元论“势”
的要指。
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
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
他说，“圣人”
之“能”
不在于“为时”
而在于“不失时”
，这是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
与“时”
的关系。
在他看来，“时”
是客观的，能够认识并利用它的人，也就可以称为“圣人”
了。
基于这种认识，苏轼认为秦置郡县，“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
[8]。
这些论述，用来注释柳宗元说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是很精彩的。
苏轼自称“附益”
柳说，自非虚辞。
王夫之在论述史学工作的重心时，也讲到了“时势”
：“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
这里讲的“时势”
，是指社会的形势或历史的趋势；“必因”
，是说它跟过去的形势或趋势有沿袭和继承的关系。
这就是说，时势既有连续性，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王夫之认为，人们观察历史，应充分注意到“势异局迁”
即时势的变化；而人们要从历史中获得“治之所资”
的启示，则必须“设身于古之时势”
。
总之，认识历史，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应首先学会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时势。
王夫之也提到“先王之理势”
，但“先王”
并不具有圣神的含义，他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之“时势”
的标志罢了。
从柳宗元到王夫之，他们是把“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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