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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
孙甫也是专治唐史的，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以十六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七十五卷。
可惜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九十二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三卷。
孙甫撰《唐史记》，这跟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他在《唐史记·序》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归结起来，其大意有三点。
第一，认为古史《尚书》《春秋》“体不同而意同”
。
《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
；《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
。
二者“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
。
史家撰述，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当师法《尚书》《春秋》。
第二，批评司马迁“破编年体，创为纪传”
，虽便于记事，所取亦广，司马迁以其“才力雄俊”
而贯穿群书，但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
反倒不清晰了。
他进而提出：
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
事臧则成，否则败。
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
此当谨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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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史记》没有做到这些，是其“失之大者”
。
第三，纪传、编年，凡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辟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
，都是可以采用的。
但若“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
。
认为在揭示历史上的治乱问题上，编年体还是优于纪传体的。
孙甫按照他的这些认识，根据唐代历朝实录和《旧唐书》，兼采诸家著录之“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
，撰成《唐史记》。
他对于旧史处理的原则是：“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
孙甫的一些看法，未尽中肯。
尤其是他对《史记》的批评实为不当，相比之下，朱熹的见解要高明多了。
他对编年、纪传二体的认识，也多少存在着偏见，不如唐人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论述得全面。
尽管如此，他提出的“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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