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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列举了《史记》中的五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这一理论概括。
其中，《平准书》末载卜式语是这样写的：“是时，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
卜式言曰：‘县官（按：指皇帝）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
亨（烹）弘羊，天乃雨。
’”
这是司马迁借卜式的话，批评了汉武帝、桑弘羊与工商业者争利的政策。
《刺客列传》末鲁句践语是这样写的：“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
甚矣吾不知人也！
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
这是叹惜荆轲刺秦王的失败，而借鲁句践的自责越发衬托出荆轲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
这反映了史家的认识，但又不是史家直接说出来的。
在顾炎武以前，刘知幾《史通·叙事》篇有关于“用晦”
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史事，跟顾炎武所论主要着眼于论断不同。
明初撰修《元史》，其“凡例”
最后一条是：“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
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
[6]今《元史》各卷之末，皆无“论曰”
“赞曰”
“史臣曰”
，这或许是受《史通·论赞》篇的影响。
不过，它所谓“不作论赞”
是从形式上讲的，《元史》帝纪各卷之末，多有史家直接出面评论的文字；诸志与类传，亦多有序，这些都是史论。
可见《元史》所订“凡例”
，对于“据事直书，具文见意”
的理解，似还停留在外部形式上，远不如顾炎武所论来得深刻。
其实，顾炎武所论“《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并不限于他所举出的数例，而是有广泛的运用。
[7]顾炎武提出这个问题，对于人们从理论上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史论的艺术，有很大的启发。
[1]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2]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3]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55页。
[4]萧统：《文选·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5]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29页。
[6]《元史》附录《纂修元史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76页。
[7]参见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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