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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李翰反复申说《通典》的“致用”
“经邦”
之旨，认为这书有警醒“学者之群迷”
的作用。
[13]权德舆称赞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宏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14]。
宋人朱熹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
[15]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称：“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从这些评论中不难看出，古代的史家批评论是何等推崇史家的以史经世之旨。
在这方面，王夫之评论《资治通鉴》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他对资、治、通、鉴做了精辟的阐释，并大为感叹地说：“旨深哉！
司马氏之名是编也。”
[16]他认为，《资治通鉴》具有“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
的社会作用。
对一个史家及其撰述的评价，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呢？清人龚自珍撰有《尊史》一文，认为：“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
他说的“心”
，是指史家的知识和思想。
史家的知识和思想为什么值得尊崇呢？一是“能入”
，即通晓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有“实录”
的价值；二是“能出”
，即可发“高情至论”
，裨益于世。
这样的史家，无疑是值得尊重的。
他进而认为，史学与治道可以构成“大出入”
，即：“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17]他从史家与社会的关系说到史学同治道的关系，这就把自古以来史家以史经世的旨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了。
史家批评论在这两个方面提出的见解，反映了古代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了古代史学批评对于史家追求信史和注重经世的推重。
三、史家的成就
评论史家，最终还是要以其成就大小、影响广狭来确定高低和异同。
《史通·辨职》篇指出：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18]
刘知幾盛赞董狐、南史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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