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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这同《史通·直书》篇的思想是一致的。
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他同司马迁都有“编次勒成，郁为不朽”
的名著，他们被评为“其次”
。
以上四人，是史学上经常提到的人物。
刘知幾把“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的史佚、倚相，列为第三个等第。
这两个人，在秦汉以后很少被提到。
据说史佚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四句话；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
这说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很有历史影响的史官。
倚相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史官，《国语·楚语》记载了他的一些事迹和言论，以及别人对他的评论。
《楚语上》记他说公子申直谏司马子期的谈话，表明他是一个历史知识丰富而又具有政治见识的史官。
《国语·楚语下》记楚国大夫王孙圉聘于晋同赵简子的谈话，说楚国不以白珩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
。
刘知幾说倚相“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是有根据的。
刘知幾把“史之为务”
分为上、其次、下“三途”
，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
他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也顾及史家在当时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这是他的卓见。
但他对史家的批评，缺乏全面的分析。
刘知幾首倡“史才须有三长”
，可是他没有运用这个标准对历史上的史家做具体的评论，这给他的史家价值观留下了缺憾。
尽管如此，他的“史之为务，厥有三途”
之说，在史家批评的方法论上，还是有启发性的。
宋人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也是一篇关于史家批评论的文章。
他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19]这是主张以明、道、智、文四条标准来衡量史家成就，其言甚高，然其意则不如才、学、识来得深刻、全面，因为他没有强调史家的直书精神和历史器识，脱离了这两条而讲“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
，也是没有根底的。
在曾巩看来，司马迁都没有达到这四条标准，何况他人？
唐修《晋书》卷八二为两晋史家立传，反映了唐人对史家群体的历史地位的重视，在史家批评论的发展上是有意义的。
《晋书》作者评论史家的总的原则是：“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
[20]他们推崇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认为两晋史家中陈寿是唯一“可以继明先典者”
，对虞溥、司马彪、干宝、孙盛、习凿齿、徐广等人的成就，各有不同的评价。
他们还指出：“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
这是从史家德行上画出一条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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