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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般的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也会使一些历史学家神思驰骋、茅塞顿开，以至于产生新的创见。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史学家都曾对社会做过调查和考察，司马迁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他从二十岁起，漫游江、淮、沅、湘、汶、泗，涉足齐、鲁、梁，楚、巴、蜀。
他的《史记》写得有血有肉，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0]，这同他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掌握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关系。
隋炀帝时，吏部尚书裴矩曾负责张掖地区隋与西域诸国“交市”
即贸易事宜，因而接触了许多西域商人。
裴矩“乃访诸商胡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篇，合四十四国”
[11]。
他在这书的序言中说：西域地区的历史变化很大，“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
，因此，他“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
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
[12]。
可见裴矩是很善于做社会调查的，他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西域图记》一书，是当时人们认识西域各国历史、地理、民俗的最新成果。
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十卷，是关于云南历史、地理的著作。
这书，也是作者经过实地考察，“作了一番有关南诏的调查研究工作”
，并结合对以往的文献资料的研究才得以写成的。
[13]当代史家提出的一些创见，也有不少是跟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分不开的。
读过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的人，几乎没有不被他对祖国历史的那种深沉的感情以及他那种散文诗般的娓娓而谈所吸引的。
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这次访问对于我来说，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也可以说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
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
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
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
[14]
这样一个认识，只有在对呼伦贝尔草原进行考察之后才能得到，以至于像翦老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
，足见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对于历史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前面讲到史念海先生通过野外考察，订正了一些文献上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上的疏漏。
史先生认为，这还不是野外考察的主要任务；野外考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并使这些变化和影响成为当前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根据。
[15]他的《河山集》就是为着这样一个目的，把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而产生的丰硕成果。
他在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黄河下游的堆积，由于黄河变迁所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以及森林分布的状况跟黄河变迁的关系，并且还探讨了今后治河的方略；同时，他还提出长江下游水道南北来回摆动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可能给未来的经济建设造成损失的问题。
这些关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创造性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的实地考察工作。
这些事实说明，历史工作者要在历史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是不能完全局限在书斋里和书本上的。
最后，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许多社会调查都是在为未来的历史研究积累资料。
社会调查为治现代史者所必需，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有些关于现实生活的社会调查资料，即或不是为了要写进现代史而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就成了宝贵的历史文献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社会调查是在为未来的历史研究积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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