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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隋朝的速亡。
唐太宗君臣还讨论了“草创”
与“守成”
孰难的问题，大臣各持己见，而唐太宗则在肯定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极高明的概括：“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24]他们还讨论了治国与以民为本的问题，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当为‘民’，囚避李世民之讳，乃书为‘人’——引者）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25]这个认识，当是在总结隋朝亡于“过役人力”
而得到的启示。
尤其重要的是，唐太宗、魏徵等已朦胧认识到历史上朝代兴亡存在一种“周期性”
现象，并对此深感忧虑。
唐太宗曾对魏徵说：“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
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
魏徵回答道：“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26]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太宗所问极为深刻，而魏徵所对则十分原则，只是对唐太宗本人提出希望。
其实，魏徵对这个朝代兴亡“周期性”
现象确有深刻的思考，并探索唐皇朝走出这种“周期性”
阴影的途径。
他在贞观十一年（637年）上疏唐太宗，已经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魏徵写道：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
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
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27]
这是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历史朝代更迭的“周期性”
现象，魏徵政治上的胆识，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更难得的是，魏徵对唐朝的政治前途做出三种分析。
第一种情况是，能够认识到得天下不容易，所以治天下要小心谨慎、居安思危。
“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
，不要搞一些好大喜功的做法，要时时考虑存在着危机。
倘能达到这种思想境界，就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是“德之上也”
。
第二种情况是，“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
，“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
，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中等的前途，这是“德之次也”
。
第三种情况是，如果不考虑善始善终这个问题，不考虑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前景，追求奢华，“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
，让现状一天天坏下去，那么这就是最坏的一种前途，“斯为下也”
。
从魏徵以上的这些认识可以看出，他对朝代兴亡更迭这个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他具有一种朴素的、探讨规律的意识。
唐太宗和魏徵所讨论的这个问题，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对历史借鉴思想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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