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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盛大朝代的兴亡治乱，必然激发后人的思考，希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签》、欧阳修《新唐书》、范祖禹《唐鉴》、孙甫《唐史论断》（此书为孙甫所著《唐史记》的史论部分）等，各骋其说，围绕“唐论”
这个主题而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
以下历朝，亦多类此，不一一论述。
降至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王夫之从“为治之资”
论述了历史借鉴的广泛性及其重要意义，他认为，从历史上看：
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
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
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
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28]
在这段论述中，王夫之强调了这样几点：一是要有从历史上探讨“为治之资”
的自觉性；二是要有“宜民”
的出发点；三是要掌握“变通”
的方法论；四是要善于换位思考。
做到这几点，则历史上的得、失、同、异，均可“为治之资”
。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治之所资”
的一面镜子。
至此，王夫之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借鉴思想发展到理论上的高峰。
以上所举天人关系、历史借鉴两个领域，粗略地梳理了它们的思想历程和理论形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传统和特点，而对历史理论的其他领域，亦可作如是观。
三、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学理论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学理论，大致是指自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门学问的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与撰述，它主要包含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领域，而每一领域又由诸多问题构成，有广泛的涵盖面。
其中，史学功用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史家修养，反映了中国史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思想、道德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修养和学风建设多有借鉴之处；史学方法，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桥梁之一，而关于批评之标准与方法则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气度、见识与风采。
这里，仅举史学功用和史家修养两个领域略做概说。
先就史学功用来说。
这是关系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进而重视史学的根本问题。
人们从重视历史到重视史学，有一个发展过程。
西周初年周公说的“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
，这是对历史的重视。
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说的“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29]，这是对史书（春秋为当时国史的通称）的重视。
至于战国时期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30]，这是进一步讲到史学的社会功用了。
上文所论历史借鉴思想，本质就是史学的社会功用，而且是重要的社会功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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