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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感召力还在于它同专业的结合、同社会实践的结合所产生的启示作用。
譬如我们研究、讲述文明史，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类是怎样从“野蛮”
步入“文明”
的？近代以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而当人们读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就会产生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一种理论上的满足。
又如，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各种各样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又总是同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相联系，如何从历史条件入手又从理论上予以概括来进行这种评价和提升，马克思给人们做出了榜样。
1869年，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写道：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4]。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
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
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
他没有察觉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
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
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
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
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5]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不仅看到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事件的三种评论，同时我们更可以从中看到这三种评论的歧义所在，进而认识到马克思所批评的另外两种评论在历史认识方法论上的错误，进而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这一启示，即使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仍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的共同事业。
在史学工作者看来，这是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发展的关键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建设，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青年史学工作者是中国史学的未来，相信青年史学工作者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中，一定会得到新的收获，在唯物史观指引下规划自己的发展研究和学术前景，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总结、阐释中国史学的理论，使其成为当今中国历史进程的养料和助力。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光辉著作。
以此为契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把史学工作同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联系起来的新境界。
郭沫若在这部书的《自序》的开篇凝重地写道：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6]
研究历史的目的，从根本上看，是为了国家、民族“未来的去向”
。
这一鲜明的治史目的，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
七八十年过去了，史学界有些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批评、指责，但都无法改变这部重要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的道路。
如同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观察中国历史发展前途一样，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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