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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乘杂说”
固然“不是官修的史籍”
，但也并非皆出于“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
之手；不少野史笔记的作者还是有官身的，只是多非史官罢了。
要之，综合梁、谢二说并略加修正，于野史笔记之内涵，庶可得其大体。
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下，学人还常把野史作为“稗史”
。
如明黄昌龄辑历代野史笔记四十余种，刻为《稗乘》一书；明商濬编刻《稗海》一书，收历代野史杂记七十余种；清留云居士辑录《明季稗史》一书，共汇刻十六种野史笔记，等等。
其实，称野史为稗史是不确切的。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
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然师古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乃进而注曰：“稗官，小官。
《汉名臣奏》庸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
由于人们忽略了师古注文，因此把稗官和小说等同起来，造成一系列错误。
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对此详加辨析，指出：“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
[12]把一切细碎之书称为“稗官小说”
，已失却原意，固不可，而把它们称作“稗官野史”
或“稗史”
，进而又以稗史泛指野史，则尤其不可。
如上所述，稗官本是小官，职责是采访闾巷风俗、民间琐闻，故小说家出于此。
若其所记内容，或与史事有关，后人称为稗史，还勉强说得过去；若以其所记尽称稗史，或竟以稗史包举野史，则显然是不妥当的。
按《汉志》本意，稗官所记，系“街谈巷谢、道听途说”
，但野史内容却不仅限于此，而较前者宽广得多。
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以杂记琐事之史籍为稗史，似较为允当。
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规律性的认识，第一，野史本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自唐以下，相沿至今；第二，野史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
二、《正史削繁》与正史性质
一般说来，“野史”
是相对于“正史”
而言的。
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
《广弘明集》卷三载南朝梁人阮孝绪《七录序》及《七录目录》，其《七录目录》附录七种之二是：“《正史削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
[13]《正史削繁》可能是“正史”
名称最早的由来。
尽管《广弘明集》成书晚于《隋志》，但从它著录《正史削繁》一书详于《隋志》来看，其所据文献当早于《隋志》之所据。
《隋书·经籍志二》分史部书为十三类，以“正史”
类为之首，著录历代纪传体皇朝史，并有小序概说其意，这是“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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