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文学

说野史1(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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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他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

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

[23]章学诚讲的“文德”

,是文史批评的原则之一,所举的《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作者对“天统”

“纪传”

的认识与处理,都从时代及作者“身之所处”

予以说明,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今天我们对待“正史”

“野史”

及一切史学遗产,不论是从全局上看,还是就个别的著作及作者来说,都应采取这种方法论原则。

最后,关于批判继承的观点。

“批判继承”

是今人的观念,但并非古人没有这种思想因素。

《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一方面指出野史“非史策之正”

,一方面又强调“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卷末写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事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杂说、野史,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毕竟有“要”

可“酌”

,有“善”

可“择”

,因而受到“通人君子”

、博闻学者们的重视。

这些认识,包含了鲜明的批判继承的思想因素,值得今人借鉴。

四、野史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地来说明野史的史学价值了。

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应当指出,野史笔记中,有的尚未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

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

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

条“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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