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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这不免有未改前讳和称谓不确之陋，但也避免了妄加推测、故作雕饰的弊端。
《旧唐书》部帙浩繁，成书仓促，也有撰述不精的地方，传有重出，人有遗漏，经籍著录残阙，唐末帝纪单薄，是几个突出的缺陷。
《旧唐书》在历史思想上有值得重视的地方。
首先，它对于得失兴亡的认识，不怎么讲到“天命”
，而强调“治乱时也，存亡势也”
[84]。
比之于《隋书》，它的“天命”
痕迹要淡化得多。
其次，它对于唐代历史上一些影响到政治得失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分析。
这在《宦官传》《酷吏传》《儒学传》《文苑传》等类传的序中有突出的反映。
《宦官传》序揭露宦官集团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元和之季，毒被乘舆”
，“昭宗之季，所不忍闻”
。
最后，它对待民族关系的看法，认为应当从历史上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当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
[85]又说：“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何以验之？贞观、开元之盛，来朝者多也。”
[86]它还提出“理乱二道，华夷一途”
的见解[87]。
一方面强调自身的“德”
，一方面对“夷”
也不一概骂倒。
这固然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可以看出自隋唐以来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旧唐书》作为第一部记述唐代历史的著作，虽有不少粗率的地方，但它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文献，写出了7世纪初至1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个盛大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面貌，至今仍有不可代替的史学价值。
《旧唐书》撰成百余年以后，北宋史家欧阳修（1007—1072年）、宋祁等写出了《新唐书》。
据曾公亮《进唐书表》所说，《新唐书》的修撰约始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祐五年（1060年）成书奏进，历时17年。
参加撰写的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并膺儒学之选”
。
《进唐书表》阐述了宋人重修《唐书》的缘由，主要强调了两个原因。
第一，认为前史“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
，需要“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
。
第二，认为对于“为国长久”
的唐朝历史，处于五代时期的“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
，因而难以起到“垂劝戒，示永久”
的作用[88]。
这两条，前者是针对《旧唐书》本身说的，后者是着重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的，它们反映了北宋中期人们对唐史撰述的新的认识和要求。
《史记》《汉书》以后，正史撰述中史表久废，《新唐书》继续了这一传统，创《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突出地显示出纪传体史书的综合性的优点。
其中，《方镇表》谱列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宰相世系表》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唐代门阀政治的盛衰，都鲜明地显示了历史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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