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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秦汉，详矣。”
[20]这不过是一种极概括的说法，其实司马迁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从《诗》《书》以下直至当代官方文书，比班固说的要多得多。
但班固说《史记》记事，详于秦汉，这是中肯的。
《史记》是一部通史。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它是一部关于西汉中期以前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群像的百科全书，而秦汉之际的历史是其最详尽、最精彩的部分。
司马迁写《史记》，不只是记述史事，还包含着对史事的解释，以及对历史进程做理论上的探讨和说明。
他概括自己的撰述思想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1]这几句话，不是随意写下的，它有一个逐步深入的逻辑层次：首先说了据以作史的根据，其次说了对历史的描述和着眼于得失成败方面的考察与解释，进而说到历史哲学上的要求，最后落脚于“成一家之言”
。
在汉武帝时代，关于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当时思想领域中人们关心的问题。
经学大师公孙弘认为，当时的诏书律令都能“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
[22]。
汉武帝举贤良册问中，也有“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的话。
而董仲舒的以贤良对策，更是阐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
[23]的大文章，有广泛的影响。
但他们所宣扬的是“迹之于古，返之于天”
，在历史观上是保守的、唯心的。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则与此相对立。
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
，首先是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道”
与人事不相干，他在《伯夷列传》中批评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的观念，还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他在《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把自己的败亡归结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岂不谬哉！”
其次，他在《封禅书》里讥刺汉武帝祈求神仙，屡被方士愚弄而仍然“冀遇其真”
，从而毒害了社会风气。
最后，他在《史记》中为大量的人物立传，写出了各种人物在历史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陈涉、刘敬、陈平等，他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史记》以前，《春秋》是重人事的，《左传》和《国语》已写到不少人物的活动，但把人的活动置于中心位置来看待，是从《史记》开始的。
司马迁没有完全摆脱“天命”
论的羁绊，这在《史记》中不是主要倾向。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
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
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及其阶段性划分提出了明确的认识，这从《太史公自序》里自《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中可略见其大概，而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四篇表的序目和正文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司马迁的这一卓识。
他把“共和”
之前统称为“五帝、三代之记”
，为第一个历史阶段；“自共和讫孔子”
，为第二个历史阶段；起周元王（前475年）讫秦二世（前207年），为第三个历史阶段；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至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为最近的历史转变时期。
他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都有明确的概括，至今仍可供人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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