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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三百卷，是一部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著作。
[3]萧，姚二书已佚，马书佚前三卷，存后七卷。
这些事实说明，《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巨制的产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总结历史上的通史撰述成就时指出：“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
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
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
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
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
[4]《通典》和《大和通选》出自唐代，《资治通鉴》和《通志》出自宋代。
章学诚从唐宋时期通史撰述大发展的史学演进趋势，高度评价了《资治通鉴》在编年体史书以至整个史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这个见解是十分中肯的。
二、《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
司马光自述本书的主旨是：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5]
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光对撰述《资治通鉴》在内容上和目的上的确定。
在内容上，他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这样的大事，即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
在目的上，是要发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
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的众多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记述。
这固然是本书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
关于这一点，元初史家马端临深得其旨，他指出：“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然公之书，详于理（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6]他说的“详于理乱兴衰”
，这是中肯地指出了《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特色；他说的“著述自有体要”
，这是强调了不同的史书体裁自有其不同的任务。
朱熹认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
[7]这个形象的比喻，一则说明司马光的书在内容上的重要，再则也说明它易于理解，不难接受。
后人曾批评《资治通鉴》“不载文人”
，顾炎武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8]他们的这些评论，对于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这部巨著的主要内容，是有启发的。
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一书命名并作序，指出：“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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