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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可以看作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总的评价。
纪事本末的形式和因事命篇的特点，同近代以来按章、节撰写史书的形式虽无直接渊源，却有相通之处，故其在今日的历史编纂方法上仍有生命力。
有的研究者批评《通鉴纪事本末》对典章制度记述太少，这显然是苛求了。
马端临在比较《通典》与《资治通鉴》这两部巨著时说：“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7]对袁书及其他纪事本末体史书，亦当作如是观。
其次，在文献价值方面，也有颇多可采之处。
如：《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官修《明史》之前80年，其材料来源可与后来明史撰述相互参证。
《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正文多据《辽史》《金史》，而考异部分则兼采群书，或纠谬误，或存异说，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左传纪事本末》除《左传》之文“罕有所遗”
外，又博取先秦、秦汉之书与《左传》之文有关者，分别情况，各以“补逸”
“考异”
“辨误”
“考证”
的名目予以采入，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是在传播历史知识、增益人们历史智慧方面的价值。
《通鉴纪事本末》作为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通史著作，影响最大。
《左传纪事本末》“不以时序，而以国序”
，按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次第，因事立目，详其始终，可与《国语》对读，以明春秋历史大势。
《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相对于《宋史》《元史》的浩繁卷帙来说，都显得过于简略，但也可略窥宋、元两朝历史的梗概。
总之，如章学诚说的“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纪事本末体史书在这方面确有它的优势。
中华书局出版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点校本，都撰有“出版说明”
，对每部书的著者情况、版本源流、史料来源，以及它们在史学上的长短得失，均有阐述，不乏卓见，足资参考。
[1]原载《书品》1993年第3期。
[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30页。
[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4]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9页。
[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6页。
[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1页。
[7]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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