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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14]；明清之际史家黄宗羲对专制君主的批判，顾炎武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总结、分析，王夫之对以往历史的分析、判断和“势”
与“理”
关系的阐释，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含量。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学诚曾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家阐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
[15]。
认识了这一特点，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家的思想、理论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
近代以来，梁启超倡导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认为这是衡量“良史”
的基本标准。
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直到刘大年、尹达、白寿彝等，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并做出了多方面的学术贡献。
他们的理论著作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等，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述这一简要的思想历程表明，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确有重视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一传统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其总的趋势却是贯穿古今的。
认清这个传统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是使我们不受“中国史学没有理论”
种种说法的影响，从而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二是坚定我们在继承中国史学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
举例来说，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这两个理论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的发展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孔子、孟子说的事、文、义，刘知幾倡言的史才、史学、史识，以及章学诚补充史德，而梁启超重新排列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顺序并加以阐释，在2000多年中这些概念及其内涵是什么关系？其间演变、发展的脉络如何？它们怎样影响着中国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等等。
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非常丰富，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史，为了展现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为了推动中国史学史进一步走向世界，为了使外国学者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应考虑把理论问题提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
三、关于专题研究
如前所说，专题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所开展，并取得可观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里说的专题研究，是要更加着眼于通识，即以通识的眼光对某一专题作考察和论述。
这里，我们不妨以白寿彝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说明这种专题研究的重要性。
184年，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
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
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象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
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
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
[16]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提出，受到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多次被引用和阐述。
但是，作为有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尚属罕见。
白寿彝先生把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同学科建设联系起来，按我的理解，一是强调史学史研究要把历史上史学家们怎样认识历史进程作为重大问题对待；二是史学史研究要说明历史上的史学家怎样看待自身工作的社会意义，从而阐明史学工作的重要价值，前者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后者有助于人们认识史学。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学科的合理性也就进一步确立起来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自然受到重视。
几年前，我们倡导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并举办了以此为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得到许多同行的支持，民族史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表明民族史学研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专题。
不论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典籍，还是汉语言文献中涉及少数民族史学活动与思想的记载，都是这个专题研究所应当关注的。
因此，这个专题研究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有系统的分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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