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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气平”
“情正”
，才能“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即不因史家主观的好恶而影响到充分反映客观的历史。
这就是为什么“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的道理。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但严肃的史家应当以此为追求的目标。
诚如章学诚所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这样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可能避免在史学批评中苛求前人或他人的倾向。
章学诚还认为：心术之慎，在于史家的自我修养，即所谓“盖言心术贵于养也”
。
而这种自我修养，自然是以“气平”
“情正”
为目标；换言之，这是一个不断克服“气胜”
“情偏”
的过程。
所以他强调说，要得心术之正，则“贵平日有所养也”
。
章学诚所讲的“养”
，不是说史家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一种内省的功夫，而是归结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这一点上来。
“六艺”
，是指《诗经》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
章学诚举例说：“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
又说：《离骚》与《史记》，“皆深于《诗》者”
。
[14]
可见，章学诚对于“心术”
的探究之积极成果，是提出了正确处理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在讲到“心术”
贵于“平日有所养”
时，没有从史学发展上做出新的理论概括，而把史家的自我修养归结到“通六艺比兴之旨”
“深于《诗》”
而“不背于名教”
，表现出他在“心术”
探究方面的局限性。
章学诚的这种局限性，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是偶然的，“名教”
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有深厚的根源和长久的影响，以致成为史学批评难以逾越的藩篱。
刘知幾论“直书”
与“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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