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他还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11]对此，司马迁明确表示：“小子何敢让焉。”
“义”
与“意”
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
到司马氏父子的“意”
，已有很大的发展。
司马迁的为史之意，在《报任安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同《春秋》的“辨是非”
、明“道义”
“惩恶而劝善”
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荀悦《汉纪·高祖皇帝》序称：“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
显然，他认为“五志”
的综合，方是史家为史之意，这无疑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而提出来的。
范晔评论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论和著述，说是“大义粲然著矣”
，并自称所撰《后汉书》中“诸细意甚多”
[12]，反映了他对“史义”
（史意）的重视。
刘知幾以论史例、史道、史笔见称，但他也强调为史之“义”
与为史之“志”
。
他因“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
他撰《史通》之志是：“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13]刘知幾对史义、史志的追求，进而发展到对“史识”
的提出，除了论述才、学、识的相互关系外，他还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
[14]他推崇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这些“深识之士”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