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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著《文史通义》，评论文史而以史为主。
审其书，顾名思义，其意在于“通”
与“义”
。
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史学批评上都主张“通”
，但章学诚更重视“义”
，这是他们的同异所在。
章学诚重视史意的思想，贯穿于《文史通义》全书之中，然也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他在《言公上》中说：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
……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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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申郑》篇中进而指出：“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
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所说的“史意”
，上承于孔子重视的“义”
。
在上引两段文字中，章学诚强调了“事”
与“文”
都是被用来表现“义”
的，即事实（史事）与文采乃是反映一定的思想的途径和形式的。
因此，“史家著述之道”
，当以“义意所归”
，即以一定的思想境界为追求的目标。
诚然，章学诚所说的“史意”
虽本于孔子《春秋》之义，但其内涵却远远超出了后者。
他在《答客问》上篇中说道：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
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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