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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说明司马迁在历史观上是一位对“天命”
史观大胆的怀疑论者。
尽管他没有最终否认“天命”
，甚至也还承认“日月晕适，云风”
等天象，“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
，反映了“天之感动”
[11]。
但司马迁毕竟是一位“天命”
史观的怀疑者，他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而且也提出了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新认识，即认为应当从“物盛则衰，时极而转”
“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12]等方面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在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天命”
史观经董仲舒为其饰以“天人感应”
论的理论形式后，更具有迷惑人们的神秘色彩。
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及唐初的史学，都受其影响。
如《宋书·符瑞志》序：“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其《五行志》序：“天人之验，理不可诬。”
《南齐书·高帝纪》赞：“于皇太祖，有命自天。”
《魏书·序纪》后论：“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
就是以重人事著称的魏徵在其所撰史论中也认为：隋的兴起，“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
[13]。
这种“天命”
史观因符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故得以在史学领域中长期产生影响。
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撰述上提出“究天人之际”
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一样，刘知幾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清除这种“天命”
史观在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响的任务。
刘知幾也没有否定“天道”
，认为：“灾祥之作，以表吉凶。
此理昭昭，不易诬也。”
但他断然指出：“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他进而批评说：“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
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他认为，《宋书·五行志》和《汉书·五行志》在这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
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是：坚持“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的论点，指出前代史书详载灾异、祥瑞方面存在的“迂阔”
和可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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