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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班固、范晔、郑樵、马端临、王世贞、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等对前人历史撰述的批评，都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并且产生了一大批在史学上有重大影响的成果。
而刘知幾、章学诚分别在8世纪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写出的《史通》《文史通义》，对以往史学所做的理论、方法论方面的总结性批判，则是从更高的理性层次上反映出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活力。
当然，归根结底，这种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提出来的。
史学发展总是以历史发展为前提的。
最后，说到史学批评的活力，不能不考虑到人们对比较方法的运用所产生的作用。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史学批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比较方法的自觉认识和广泛运用，亦不失为史学批评的活力之一。
《史记》《汉书》比较，论者辈出，未可遏止，所论竟成专门之学。
其间，高论深旨，代有所出，对史学批评潮流的发展，推波助澜。
恰如胡应麟所说：
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
执前说可与概诸史之是非，通后说可与较二史之优劣。
[10]
这说的是史文的繁与简，然而所谓驰骋与剪裁却又超乎繁简而涉及历史思想了；这说的是《史记》《汉书》的优劣，然而其批评原则却又超乎于《史记》《汉书》适用于诸史了。
又如关于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比较和争论，在晋、唐之际持续了几百年，终于引发了唐人皇甫湜撰出《编年纪传论》一文。
他认为：“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11]此论为编年、纪传而发，其意却又超乎于二体之外，对继出的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亦可作如是观。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马端临的评论编年、典制二体，他认为：“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12]这几句话，道出了不同体裁的历史撰述承担着反映历史之不同方面的任务这一客观事实。
这些评论，多是通过比较、鉴别、辩难提出来的，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再如自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直至清代的考史学派，对大量的历史文献做了比较、考订，其有关是非、得失的评论，足以形成史学批评的一代风气，即在一件件具体史实、一条条个别史料的考察方面，亦应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这风气之优良方面的历史影响，培育出了一批史学名家。
史学批评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史学发展的活力，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1]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张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0页。
[2]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3]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
[4]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5]刘知幾：《史通》卷八《摸拟》，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6、208页。
[6]刘知幾：《史通》卷九《烦省》，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初录、国史旧本”
，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8页。
[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编次订正”
，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2页。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
[1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史书占毕》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11]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12]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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