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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指出了历史撰述本有自身的规律。
因此，在他看来，《通鉴》一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是理所当然的；而他说的“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
的话，就显得越发诚恳、越发有分量，没有溢美、过誉之嫌。
马端临联系自己的撰述对杜佑《通典》和司马光《通鉴》的评论，包含着历史地看待前人成果的理论和方法，是古代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因素的比较明显的反映。
二、王圻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评论
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以接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王著254卷，也是一部典制体史书的巨制、名作。
它分为三十门，比《文献通考》增多六门；记事上起南宋宁宗时期，下迄当世。
王圻自谓在内容、体例、时限几个方面，都是马书的续作。
同时他也指出，《文献通考》“详于‘文’而‘献’则略”
[3]。
他说的“文”
，是指历代典籍；“献”
，是指“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
的言论。
这本是马端临的思想，但他认为马端临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学术主张，因而要弥补这一点。
这是续作中包含着的发展。
王圻对《文献通考》的发展，最有意义之处是补叙了辽、金典制。
而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也反映出他在史学批评上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
王圻在《续文献通考·凡例》第二条中做了这样的说明：
宋真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
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按马端临字贵与）乃宋相廷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缺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美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
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
[4]
尽管处在元、明大一统政治局面之下，王圻如此重视辽、金事迹，仍是难能可贵的。
从这里也可看出他对《文献通考》的评价，是有独立见解的。
但他对《文献通考》不载辽、金事迹并未采取严厉批评的做法，而是设身处地地分析了其之所以如此的两种原因。
一是马端临是宋朝丞相马廷鸾之子，不愿涉及辽、金史事；二是宋、元之际，天下未定，文献难得，欲记而不能。
这里，究竟他说的哪一种情况更符合马端临的亲身实际，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评论此事时所反映出来的方法论。
一则，他注意到了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时的历史环境，即“宋末播迁之际”
，辽、金典籍搜求困难。
二则，他体察到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曾任宋相这一特殊的身份，可能会影响到马端临在撰述上的取舍。
这两点，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是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
可以认为，王圻不仅继续了马端临的事业，也继承了马端临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三、客观“时势”
和前人“苦心”
清代考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以“实事求是”
为考史的宗旨，这个宗旨也贯穿于他的史学批评之中：他不赞成“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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