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应当承认，在同样的问题上，章学诚虽没有像刘知幾那样做较多的具体评论，但他在理论和方法论的阐述上却超过了刘知幾。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提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
的原则，以及上引《知难》篇中说的“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
是为真知的标准，都是史学批评中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
他举例说，对于《史记》《汉书》，详察徐广、裴骃、服虔、应劭诸家注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
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
[11]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泛览所及，爱憎由己”
是史学批评之大忌。
刘勰论文学批评说，要达到能够具有全面分析批评的水平，一是“博观”
，二是做比较，三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
。
有了这三条，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12]。
这个道理，在基本原则上也是同史学批评相通的。
从史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不陷入误区或走出误区，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们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作为批评家追求的目标，诚然是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即使是优秀的批评家，也只能做到不断接近这个目标。
章学诚在讲到史家撰述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13]他深知“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这个境界和目标是极难达到的，即历史撰述中是极难排除史家的主观作用的；但他仍然认为这是史家所必须追求的。
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亦应作如是观。
[1]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知难》，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25页。
[3]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4]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5]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7]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8]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9]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10]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知难》，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27页。
[12]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周振甫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8页。
[1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