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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解释这话的含义是:“《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11]他还说孔子最重视史书的“义”
[12]。
司马迁进而解释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这都说明孔、孟之评论史书,尤其着重于“义”
,即思想的作用。
这种“义”
,包含着等级观念、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故他们的史学批评,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孟子的史学批评,还包含着对政治变化与史学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性认识,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13]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涉及历史变化与史学发展之关系的较早的理论概括。
朱熹的史学批评,更多地反映出教育上的特点。
学生问他读史之法,他回答得很详尽:
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汉书》)、《东汉》(《后汉书》)及《三国志》。
次看《通鉴》。
温公(司马光)初作编年,起于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即公元前841年——引者)后,又作《稽古录》,始自上古。
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
独邵康节却推至尧元年,《皇极经世》书中可见。
编年难得好者……温公于本朝又作《大事记》。
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编》。
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
《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
[14]
这一段话是回答读史的方法,实则也包含着对各种史书之可接受性的先后次序的评论。
所以当有人问到读《通鉴》与读正史的关系时,他明确回答说:“好且看正史,盖正史每一事关涉处多。
只如高祖鸿门一事,本纪与张良、灌婴诸传互载,又却意思详尽,读之使人心地欢恰,便记得起。
《通鉴》则一处说便休,直是无法,有记性人方看得。”
又说:“《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
《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
《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
[15]朱熹讲读史方法,侃侃而谈,完全是从一个读者的身份来描述读史的感受;他的谈话对象,又并非治史之人,也是以一般读者的身份来请教问题。
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地方,也就越发可以反映出朱熹在答问中所涉及的史学批评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朱熹对纪传体史书的称赞,恰恰从它们的可接受性上说明了历代正史何以采用这种体裁的原因。
这同刘知幾把《史记》的“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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