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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它的“短”
处[16],恰成相反的认识,这正表明刘知幾所论,有过分拘泥于史书体例的局限。
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史学批评绝不只是史学家的事情;而史学批评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参照社会的尺度。
王充、柳宗元、叶适等思想家在史学批评方面有很多见解,其见解的理论价值已不限于史学方面,而这些见解对思维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王充批评所谓“《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四]七宿也”
之说,批评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
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
之说等[17],虽属批评之批评的范围,但对于廓清人们笼罩在这些史书上的神秘迷雾是很有意义的。
王充批评《史记》说:“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
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
以致“世人疑惑,不知所从”
。
但他还是认为司马迁“少臆中之说”
[18],肯定了《史记》的历史真实性的价值。
柳宗元、叶适的见解,已多处论及,不再赘述。
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史学批评,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反映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1]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3]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4]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5]荀悦:《汉纪》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7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序,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0页。
[7]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8]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见杜佑《通典》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9]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
[10]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11]《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2]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3]《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4]黎靖德编:《朱子语录》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196页。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16]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7]王充:《论衡·正说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7页。
[18]王充:《论衡·案书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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