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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不是史家，但他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许多言论，在先秦史学思想中却是不可忽视的。
他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16]这两句话，讲到了史家作史的社会环境、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
孟子关于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从《春秋》和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的言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史学意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1）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2）重视史家对史事的评价；（3）推崇“书法不隐”
的精神；（4）提出了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初步认识；（5）提出了对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6）提出了事、文、义这三个史学上的重要范畴。
这些，对后来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司马迁把先秦时期的史学意识推进到更高的认识层次，即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阶段。
所谓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不只提出了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史学是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深沉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17]
“先人”
，是指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小子”
，是司马迁自称。
他们父子是把“绍明世”
“继《春秋》”
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呢！
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如此看来，“继《春秋》”
确乎是神圣的事业。
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又强烈。
“小子何敢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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