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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扩大了编年体的容量，在写战争、辞令方面显示出很高的表述上的成就。
它写民族交往和民族组合的进程，在先秦史书中也是最丰富和最具有特色的。
《国语》二十一卷，是分国记言的文献汇编，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编次。
所记以政治言论为主，故富于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而独具特色。
《左传》和《国语》在历史思想上发展了《春秋》重人事的进步思想，但又不像《春秋》那样拘守周礼，而是重视人事的发展和历史人物对社会变动的认识。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解释《春秋》的书，流传至今的有《公羊传》《穀梁传》，它们在保存史料、阐发史论和宣扬大一统思想方面，都各有贡献。
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对了解先秦时期的历史观点有些帮助。
《战国策》三十三篇（卷），是记载战国史事的著作，主要记载了各国辩士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策谋权变，也记载了一些军国大事和社会情况。
它在记言上同《国语》相比，可谓各有千秋。
它写辞令，则写出了《左传》《国语》少有的气势。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中有十七章不见于《战国策》，可据以补订后人对战国史事的记载。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萌芽形态的通史作品。
一是《竹书纪年》，编年体，记夏商周至战国后期事；一是《世本》，包含多种体例，记传说中的黄帝至战国末年事。
但二书只有辑佚本行世。
此外，还有《山海经》，《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仪礼》和《周礼》等撰述，它们各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秦汉以后史学的发展。
[1]参见《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9页。
[2]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3页。
[3]参见《国语·鲁语上》，又《周语下》，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3、166页。
[4]参见《国语·周语下》，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3页。
[5]参见刘安等：《淮南子·览冥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6]参见刘安等：《淮南子·本经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7]参见《国语·鲁语上》，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
[8]参见《尚书·吕刑》《诗经·鲁颂·閟宫》《论语·宪问》。
[10]参见《诗经·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2页。
《楚辞·天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11]参见《诗经·大雅·生民》，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8页。
[12]《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3]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14]《论语·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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