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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与了实录、国史、大型谱书等许多重要撰述工作，对史学源流，历史文献的聚散、得失、性质，以及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状况，均有深入的认识。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由此而显得格外强烈，加之他少年读书“喜谈名理”
的禀赋，也逐渐培养起一种批判精神。
他撰《史通》的原因，是因为“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6]。
《史通》二十卷，包括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合为五十二篇。
有论者认为，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亡于北宋以前，全书今存四十九篇。
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多。
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一些见解。
《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阐述了史学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概括了史学的多途发展。
这五篇，是对史学发展的历史的清理。
它的《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编次》《称谓》《序传》篇，是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的理论，而以论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
它的《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点烦》《核才》《烦省》篇，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的理论。
它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篇，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
《辨职》《自叙》《忤时》三篇，是阐说作者的经历、撰述旨趣和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
外篇中的其余各篇，列举实例，杂评前史得失，以证上述有关理论。
《史通》精髓在于“商榷史篇”
“喜述前非”
[7]，主旨是史学批评。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有它逻辑上的体系，这就是：关于史书内容，即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关于撰述方法，而尤其强调慎于采撰；关于史书体裁、体例，认为“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8]；关于文字表述，强调美、工、简要、用晦；关于撰述原则，以“直书”
“曲笔”
划定史家邪正、曲直的基本分野；关于史学功用，认为是“生人（民）之急务”
，“国家之要道”
[9]，史家则因其贡献不同而可略分等第。
时人徐坚评论《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10]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经典性著作。
刘知幾还提出了“史才三长”
论，认为史家兼具才、学、识，方可称为良史之才。
他用才、学、识三个范畴，把史家的修养提高到自觉的理论认识阶段，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三、典章制度史巨著的创立——《通典》
《史通·二体》篇备言编年、纪传两种史书体裁的长短、得失，但刘知幾何曾想到，90年后，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735—812年）所撰《通典》的面世，二体“角力争先”
的格局即被雍容大度的典制体巨著的出现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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