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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四库馆臣认为：“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
[8]这是评价了二李及其与司马光史学的关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撰成于淳熙九年（1182年），《三朝北盟会编》完成于绍熙五年（1194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进呈于嘉定元年（1208年），在26年中宋代史家相继写出三部编年体当代史巨著。
此时是中国史学史上罕见的、有重大创获的年代。
历史启发着史家的沉思和撰述**，这三部当代史是极好的明证。
三、历史文献学的多方面成就
两宋时期，历史文献学有长足的发展，也有新的开拓。
首先说考异、纠谬、刊误和考史。
司马光为说明《资治通鉴》所据文献的同异及其取舍之故，自撰《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史上都是首创，其“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
的主旨，在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意义，影响亦颇深远。
《资治通鉴考异》原系单行，后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乃分记各条于所考之事文下，以便于阅读。
吴缜作《新唐书纠谬》，擿举《新唐书》的谬误，取其同类，分为二十门。
因其所得多据《新唐书》纪、表、志、传、参照、对勘而来，未必一一中肯，但确指出了原书的不少谬误。
吴缜在自序中提出史学批评的三条准则是事实、褒贬、文采，而事实是根本的认识，在理论上有重要价值。
他还撰写的《五代史纂误》，也是这类性质的著作。
刊误，意即勘误、修订、改正之意。
宋人刊误前史，重点在《汉书》和《后汉书》，有张泌《汉书刊误》，余靖《汉书刊误》，刘敞、刘攽、刘奉世《三刘汉书标注》，刘攽《后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等。
宋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
之“垦”
皆作“恳”
，于是使侍中传诏中书俾刊正之。
时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这件事可能推动了学人的刊误工作。
考异、纠谬、刊误都关系到考史，宋人考史以王应麟为名家。
他的名作《困学纪闻》二十卷，其中卷十一至卷十六专为考史，上起先秦，下迄南宋，还有专题性质的考证。
所考所论，“辞约而明，理融而达”
[9]。
其次是目录学的新发展。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题解目录书的名作，在分类、解题、批评三个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最后是金石学的创立。
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书。
二书的序文和各条跋尾，包含丰富的文献学思想和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
欧阳修说的“为善之坚，坚于金石”
[10]，就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见解。
两宋史学，在民族史、地方史、学术史、佛教史、中外交通史、野史、笔记，以及历史评论、史学批评方面，都有不少成就。
它们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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