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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主张：“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6]这是关于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
作者进而讲到史学的作用是：“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7]作者还认为，史学家因其作史态度、研究成果、知识水平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
刘知幾说：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8]
这实际上是在讲一个史学家怎样运用他的见解、胆略、知识为社会服务的问题。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些说法已经涉及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即史学家的优长与特点了。
关于这一点刘知幾在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为什么“自古文士多，史才少”
的问题时，有更明确的阐述。
他认为：
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
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斧斤，弗能成室。
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9]
这里讲的史才、史学、史识，都是从认识历史的主体来考察的，它涉及史学家的历史知识构成（史学）、历史见解水平（史识）和对历史知识与历史见解的表述能力（史才）。
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后来经章学诚、梁启超的阐释，又不断有所发展。
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刘知幾的《史通》，说明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研究在内涵上是不相同的，在理论探讨的侧重点上也是不相同的，这两种不同的趋向，在后来都有所发展。
从理论形式上看，前者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后者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它们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代表著作。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有“史评类”
，正式著录二十二部著作，著录存目者凡一百部，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其中评论历史者居多，评论史学者只占少数。
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较有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
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活跃，从史学发展的继承关系看，有的还是跟他们的这些著作相关联的。
这里，我想顺便说说：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
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
这里，是否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特色问题。
譬如说，就历史理论而言，第一，中国史学所包含的历史理论，一般是结合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叙述而阐发的，“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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